■ 宋 微 尹浩然

随着更高层面对三方发展合作的认识不断加深，其已被纳入相关政策文件并渐次落实到执行层面。开放包容的态度成为开展三方发展合作的重要推动因素。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西方传统援助国与中国的竞争加剧，彼此差异颇多的援助模式进而推升交易成本，这已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开展三方发展合作的重大障碍。

首先，偏见与竞争加剧干扰了三方发展合作的开展意愿。互信是展开合作的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是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而是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将中国看作头号竞争对手进行围追堵截。西方国家大肆在中国的涉疆、涉港、涉台以及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无中生有；在5G、新冠病毒溯源、疫苗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大肆污蔑。面对当前全球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本应携手应对危机却被无理的偏见与竞争所影响，本是对双方均有益处的协议被撕毁和搁浅。一系列的制裁与反制裁更是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三方发展合作很难找到突破口。

其次，援助理念的不同制约了三方发展合作的伙伴参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作为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赢得独立的国家，中国出于同样或相近的历史记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高度尊重，这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特别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绝不通过任何形式和渠道干预他国内政。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再次重申，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常常是建立在一系列附加条件基础之上的。受援国若想获得援助，则必须接受援助国所设定的一系列规范条件，并接受援助国的监督。其用意无非是令援助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接受其价值观的输出，对受援国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因此，援助理念的巨大鸿沟严重影响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合作，特别是深层次、长期的合作项目。此外，受制于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许多受援国会对西方国家所参与的援助项目多有顾虑，而这同样会影响三方发展合作的达成。

最后，援助方式的差异增加了三方发展合作的交易成本。中国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方式、援助政策、援助程序、援助标准等具有很大的差异，双方的融合协商自然会增加谈判与决策成本，同时也会增加受援国的管理成本。在援助重点上，中国的对外援助以项目援助为主，通过援建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推动受援国发展；而西方援助国则很少实施实物项目援助，更多援助要求受援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能力建设等方面。在援助资金上，中国将援助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分离，并通过大量的优惠贷款扩大了资金来源，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受援国的依赖心理；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则大规模推行预算支持（GSB)的援助模式——将援助款直接打入受援国财政账户，同时附带一系列改革目标。此外，中国与西方援助国在债务可持续、援助捆绑、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同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分歧。如何在这些差异面前找寻到共同点，前期的项目交流、设计、评估等将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成本。在项目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具体的劳动分工需要再次考虑语言差异、项目协调、项目管理等问题，这不仅十分复杂而且成本高昂。因此，回顾已实施的三方发展合作，项目规模普遍较小，且主要集中于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

作为一种创新的发展合作形式，在愈加重视三方发展合作的同时，中国推进三方发展合作仍面临着一些障碍。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以包容的态度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